晚上八点半从工厂回来,走廊里即看到客厅亮起的灯光。打开门,门扇渐展,图穷匕见般看到Q面对电脑的身影,屏幕必然是绿油油的树林,几只拿着砍刀的小怪,顺着鼠标的指示,向另外一批小怪发射五彩的光圈,音箱不时传来小怪兽们凄厉的叫声——“Double Kills!”
这大概是Q在宿舍留给大力唯一的影像。自从Q搬来与我们同居起,下班之后的每个夜晚,每个周末的白天和夜晚,Q永远安稳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砍杀,奔逃,冲刺,施法……Q几乎将所有休息的时间献给了这款叫做dota的游戏。我们可称之为执着或专注,我们同样也可能因此生出怜惜:世界何其大,何其精彩,为什么Q要把自己强迫在这方寸之间,无法自拔呢?
游戏瘾是最常见的强迫症。推而广之,我们许多解不开的情绪问题,何尝不是一种强迫症?另一种“瘾”呢?我们以为离不开,以为只可能以此种方式存在,沉溺于这种喜悦或悲苦,不愿离开,继而强制自己,局限自己。这种情绪,说是困境,其实更像是一种“瘾”:爱也罢,恨也罢,算了吧!这种力量如此强大,甚至让人产生藉此可度此残生的幻觉。然而幻觉终归是幻觉,旁人看得很明朗的,局中人却很难明白,直到某天局中人看到另外一个局中人,反观自己,才恍然大悟——这就像今日大力从Q的游戏局中悟出自己的情绪局一样。之所以有这种联想,当然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相通的,文艺作品传递的正是这种感觉,作者得以倾诉,听者得以共鸣,有什么会比心灵的共振更美妙呢?
近来公司征集专利,这是为了落实XXX计划,专利是其中一项硬指标。因此老大便将任务摊派到个人,周内部门每人须各提交一项,工作资历长的更义不容辞(our team is a young team)。起初大力对这种做法相当反感,即便创新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,但实际工作中创新点并不多,平时没有注意积累,短时间内生拉硬造一个不现实的专利,既是智慧的拷问,又是良心的折磨。记得曾见报上某学人对国内目前专利情况的分析,怒斥国内专利大多是无术之徒的雕虫小技,偷梁换柱,小增小补现成的东西,由此轻松完成一项所谓“实用新型”的专利,公司申请专利数目便再增一笔,因此申请国家、省市经费的筹码就多了一分。这些虚假的发明专利的所有意义就在于此:面子上好看,底气更足——即使所有人都知道背后实际存在的是什么东西!
最近读到一篇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的采访,记者最后问吴校长对国内高等教育有何建议?吴校长的回答是:“说实话,做实事,说到做到!”。不光是教育界,简直整片神州大地都笼罩在这虚假浮夸的气氛中,从政坛到学界,从上层到屁民,每个人乐此不疲,不必想事情本身的意义,只要知道这样做会有好处即可。整体水平未见提高,整体数量极度膨胀。
陈丹青在《今天,我们丧失价值观了吗?》中写到:
“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。真是这样吗?不是这样的——我们有核心价值观。不但有,而且非常明确,非常坚硬。大的不去说了,哪怕小小的文艺圈、美术圈,我都能触到这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。什么价值观?不是艺术,不是文化,甚至不是钱,而是:怎样做官。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,牵动所有人。我的交际圈子很小,绝大部分都是画画的老朋友、老同学,回国后,我发现他们脸上的核心表情,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,从局长做到司长,或者,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?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?毫无疑问,在所有圈子里,文艺界、大学、单位,我发现,真正兴奋的话题,严重的话题,是谁将做官,以及,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,得到什么好处,或者坏处——这就是核心价值观。 ”
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途径,最终的利益才是核心价值观。由此解释目前国内专利的情况,一切无比明朗。即使我们都知道这样没有任何用处,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这样能得到好处,即可。可是为了得到好处,为什么我们非要去做这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呢? 更要命的问题是,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,为什么还能得到好处呢?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现状之一。
在这个国进民退的年代,小企业生存状况越来越糟,公司如果不随波逐流,极有覆灭的危险。每个企业都在争指标争经费,独善其身者不仅没有资源,而且还可能受到政府的歧视和排挤。我们崇尚“打虎论”,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能是未见到老虎,就已经被群狼咬地粉身碎骨。这种问题,不是在小企业这个层次可以解决的,小企业只能随波逐流,这是现实的必然。
网上查询各种关于NB的专利,搜到一条“香水笔记本”的专利,大致是在主板偏热部分涂以香料,随着用户使用主板发热,香料的香气随即挥发,用户因之得到“沁人心脾”的享受。正所谓举一反三,同样的道理大力演绎出:“香水电视机”,“香水饮水机”,“香水空调器”,“香水示波器”等有益的专利,等过几天填些必要的表格,交些必要的费用,再找些通过专利申请的妙招,果断将这些专利申请下来。